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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冰面遛狗溺亡家属向水务部门索赔62万 法院认定不能以情感或结果为导向要求无责方担责
河南高成律师事务所  点击量:79  发布时间:2019-5-17 10:26:04

    一男子在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冰面遛狗时不慎落水溺亡,其家属将北京市水务局、丰台区水务局、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62万元。经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其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家属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男子冰面遛狗溺亡 家属索赔62万

    2017年1月16日,支某外出遛狗迟迟未归,其妻子报警称怀疑支某掉入冰中。当晚经民警查找,发现支某于永定河拦河闸南侧消力池里死亡。

    公安机关出具鉴定结论书,认定支某为溺亡。后支某的妻子、父母和女儿将北京市水务局、丰台区水务局、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起诉至丰台区法院,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幼儿抚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2万元。

    庭审中,支某家属诉称,由于被告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对大坝下存水疏于采取安全措施,事发河道无人监管且无明显警示标志,对周围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致使支某溺水而亡。支某突然离世,使得老人无人赡养、妻儿生活陷入困境,家属无奈诉至法院。

    丰台区水务局辩称,事发地点周边安装了防护栏杆,在多处醒目位置设置了警示标牌,注明管理单位为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其已经采取了安全警示措施,且支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有完全的辨识、控制能力,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辩称,其仅对设施有管理责任,河流水域部分管理者是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管理;四被告已尽到管理义务,支某的死亡是因其自身过错造成的,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北京市水务局和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辩称死者的溺亡地点不属于其管理的范围。

    一审认定不能以情感或结果为导向 要求无责方承担责任

    丰台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是支某溺亡地点的管理责任方。

    丰台区法院认为,消力池是永定河拦河闸的一部分,属于水利设施的范畴,并非对外开放的冰场,且消力池位于拦河闸下方的河道中间处,到达消力池需从沿河河堤下楼梯到达河道,再从河道步行至拦河闸下方,因此从消力池的性质和所处位置来看,难以认定消力池属于公共场所,而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针对经营性公共场所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其次,永定河河道并非正常的活动、通行场所,依据一般常识可知,进入河道或进入冰面的行为均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并不需要管理机关事先警告、告知或者具备专业知识。支某明知风险,仍进入该区域并导致自身溺亡,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

    判决特别指出,支某意外溺亡,造成其父母老年丧子、女儿年幼丧父,其家庭境遇令人同情。但是赔偿的责任方是否构成侵权需要法律进行严格界定及证据支持,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成年人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无时无刻地提醒之下,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是每一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综合全案证据,丰台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支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认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维持原判

    支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二中院,主张四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无论是永定河拦河闸还是消力池,均不是具有经营性质的公共场所,永定河管理处也不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故支某家属上诉主张四被上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法相悖,且支某溺亡地点并非行人正常通行路面,一审判决综合考虑消力池的性质、所处位置、抵达路径认定永定河管理处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并无不当,最终判决驳回支某家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法官说法■

    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案件事实和细节的基础上,坚守法律适用原则,依据法律规定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和稀泥”式裁判。司法裁判在对个案进行定分止争的同时,其裁判结果本身往往向整个社会传递一种对未来预期的信号。因此,法官作出判决时,目光不仅要徘徊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更要聚焦“过去与未来”,提升对判决结果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模糊法律规则适用的“结果责任主义”裁判,将对法律主体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为规范有直接的负面导向作用,可能导致个体违背诚信、友善进行滥诉现象,增加司法负担、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构建有序、公正的法治社会。

    成年人应是自身安危的首要责任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没有任何机关、社会能够认识、预判并支配一切,国家相关机关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进行无时无刻地关注与提醒,既不经济、也不现实。民事活动更多需要依赖于民事主体自身认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理性人”,对于自身凭借常识即可预见的风险应当自担结果。成年人既充分享受法律之下的权利与自由,也相应地应承担自身抉择带来的风险和责任,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我国的传统法谚告诉我们“法律不外乎人情”,公众的主流价值判断和公众对裁判理念的可接受程度仍然是裁判者所需要审慎考虑的司法价值,包括本案在内的众多个案中,有些境遇令人同情,但如果混淆法律与情感,对确立个体行为规范和构建社会秩序无益。当裁判者自身情感与法律规则适用冲突时,裁判者应该在立法精神的指引下,划清法律与感情的界限,通过查清案情细节、细致审理案件,严格适用法律,深入辨法析理,使当事人服从于法律规范的指引,达到最终服判息诉的结果,并通过个案的逐渐积累、带动、引领,牢牢树立每一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司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使得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逐渐深入人心,最终,更多公民将从中获益。

    (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 作者: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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